2009 年春天,我離開了紐約的美林證券,回到多倫多,想更專注於家庭,也尋求工作與生活的平衡。當時,我其實有很多機會繼續待在「賣方」,甚至可以回到加拿大的銀行工作。但後來,Gluskin Sheff(現在已經不復存在)這家公司出現了。我覺得如果能待在「買方」的團隊工作,會讓我的職業生涯更加完整。事後證明,我沒有錯。我在那裡的 11 年裡,學到的東西比我之前 22 年在傳統賣方市場當經濟學家學到的還要多。
以前在美林證券當首席經濟學家,連續多年都在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排名中被評為「明星級分析師」,那種光環真的讓人容易自滿,覺得自己什麼都懂。謙卑?那時候哪懂這兩個字!
但加入 Gluskin Sheff 之後,我徹底被打醒了。我開始重新思考如何表達和溝通我的預測,而這個轉變要從我入職第一個月說起。
關鍵時刻:一個問題讓我重新思考一切
那時候,我在每週的投資委員會會議上,分享了自己對未來一年的經濟和市場預測。發表完畢後,公司創辦人之一的 Ira Gluskin 問了我一句話:
「Rosie,你的 B 計劃是什麼?」
我一頭霧水地回他:「什麼意思?」
他繼續說:「萬一你錯了呢?你過去總有犯錯的時候吧?告訴我們,如果你錯了,錯在哪裡?」
我頓時語塞,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會議結束時,他丟給我一句話,這句話至今深深印在我心裡:
「Rosie,如果你沒有 B 計劃,那你根本沒有計劃。」
這句話像一記重拳,打在我的自尊上。我當時心想:「天啊,我第一次在投資委員會上發表意見,結果顯得那麼傲慢自大!」
從單一預測到多重可能性:學會準備 B、C、D 計劃
我回去後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方法。從此,我的報告不再只包含一個基準情境,而是開始納入其他可能發生的情境,甚至包括「尾部風險」。
我不只提供基準預測,還增加了 B、C、D 和 E 計劃。這過程讓我意識到,世界上根本沒有「鐵板一塊」的預測,你永遠不能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我開始為每個情境設定機率,讓大家了解基準情境的發生機率,也了解其他可能性的風險程度。有時候,我甚至只是改變基準情境的機率估算,就足以讓整個投資團隊認真記筆記,因為這些變化透露出市場動態正在轉變。
預測不只是答案,更是風險管理的工具
我在 Gluskin Sheff 學到的一個關鍵觀念是:預測的價值不僅在於答案,更在於如何管理錯誤的風險。
以前在美林證券,我每天穿梭於客戶的會議室,習慣給出肯定的答案,卻從來沒學會基金經理真正關心的是什麼。他們關心的,是預測的「機率曲線」如何變化——什麼樣的結果有多大機率發生?如果錯了,成本有多高?
如果我早點理解這點,我當年的預測風格會完全不同。其實,識別基準預測的潛在風險,比基準預測本身更重要。
不要愛上你的基準預測
我在 Gluskin Sheff 和基金經理們一起工作了 11 年,每天觀察他們怎麼思考市場。我發現,最優秀的經理人都有一個共通點:紀律。
他們不會「愛上自己的投資組合」,只要發現原本的假設沒達到預期,就會果斷調整甚至退出。
這讓我明白,作為經濟學家,我也不能「愛上我的基準預測」。事實上,基準預測經常不會「愛你回來」!
預測要靈活,不能僵化
成功的關鍵在於靈活調整計劃,而不是固執己見。我開始為自己的預測設立「調整標準」,一旦市場出現新的證據,就應該準備改變立場。這樣做,不但能降低錯誤的風險,也能避免在錯誤的方向上越走越遠。
當然,這並不代表缺乏信念,而是要在自信與靈活之間取得平衡。預測市場就像走鋼索,必須在堅守立場和快速反應之間找到最佳節奏。
現在的計劃 A、B 和 C
目前,雖然很多經濟學家已經放棄「經濟衰退」的預測,但我仍然認為 2024 年經濟衰退的機率有 60%。
我相信利率仍然是市場的核心因素,雖然其影響可能會延遲顯現。此外,過去的財政刺激和疫情期間累積的儲蓄,對經濟帶來了短期支撐,但這些效應已經逐漸消退。
所以,我的 計劃 B 是這次衰退可能比預期更深、更久,機率為 25%。 若真的發生,那將引發信用違約和收縮風險,這是目前市場完全沒有定價的情境。
至於 計劃 C,我給它 15% 的機率,也就是經濟會安然無恙,甚至進入「金髮女孩」的理想狀態。 雖然不太可能,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結論:準備好多個計劃,才能應對市場的不確定性
經濟預測從來不是一條直線,而是一條充滿變數的曲線。真正優秀的經濟學家和投資者,不是靠押對答案,而是靠準備多個方案來應對風險。
Ira Gluskin 的忠告一直提醒我:如果你沒有 B 計劃,你就沒有真正的計劃。 這句話改變了我的職業生涯,也成為我做決策時最重要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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