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1996年，那時我還在BMO/Nesbitt Burns當資深經濟學家，算是剛入行不久的新人，旅行經驗還非常不足，可以說那時的我相當天真。某天，我接到任務，要去歐洲進行為期一週的市場推廣，拜訪各地的機構客戶。這次旅行是由我當時的同事Paul Petrashko組織的，他是個非常出色的債券銷售員，而且人品很好，個性也十分隨和，很快就成為了我的旅行夥伴。
我這次的行程從維也納開始，這是我第一次到維也納，但事後回想，我當時根本對這個城市一無所知。最糟糕的是，我當天是星期天到的，這是我的第一個錯誤。維也納的一切都關門了。這對於一個商務旅行來說是個大問題，尤其是第二天早上就有客戶會議要進行。當時我已經很累了，時差也沒調過來。我的同事們早在前一天就已經到達，顯然，他們是更有經驗的。
當我在機場等待行李時，我站在行李轉盤旁，看著別人一個個提走行李，而我的行李卻始終不見蹤影。那一刻，我有一種深深的失落感，知道我的行李可能沒有隨班機一起到達。這是轉機的風險。我站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看著那個淡藍色的行李箱來回轉動，不是我的行李，心裡越來越慌。更糟的是，這是一次商務旅行，我的西裝、襯衫、領帶、鞋子都在那個丟失的行李箱裡，完全沒有帶任何隨身行李。第二天我就有客戶早餐會議要準備，還好，歐洲的商業會議不像美國那樣早，起碼是十點鐘才開始。
我去找了機場的幫助台，得知我的行李仍然在阿姆斯特丹，需要等到下午的航班才能送到維也納。當時是下午，還有兩班來自阿姆斯特丹的航班，我被告知行李會送到我的酒店。聽到這裡，我稍微鬆了口氣。但這種安慰並沒能持續太久。想像一下，我當時穿著一條牛仔褲和一件蒙特利爾加拿大人隊的球衣，這就是我在維也納的裝扮。更別提還穿著前一天的內衣和襪子（對不起，這可能是多餘的細節）。而我穿的運動鞋已經三年沒換了，破得不成樣子。
當我到達酒店時，銷售團隊已經提前一天入住了。我跟他們說了我的行李遭遇，並告訴他們我會待在酒店等電話，等待我的行李消息。那時候還沒有手機，所有的聯繫只能通過酒店電話來進行。Paul不斷安慰我說不要擔心，雖然他的話聽起來有點安慰作用，但我知道這事情不會那麼簡單。
下午我打電話到機場，知道下一班航班已經到達。等了快一個小時，終於接通電話，結果得到的答案是：我的行李依然不在那班航班上。Paul，現在可以開始擔心了吧？
當天剩下的唯一一班從阿姆斯特丹到維也納的航班將在晚上十點抵達。我原本打算待在酒店房間等電話，但Paul說服我跟他一起出去吃晚餐。他不斷告訴我放輕鬆，這種情況怎麼可能放輕鬆呢？不過我還是被說服了，我們去了他常光顧的一家俄羅斯伏特加酒吧。這裡的伏特加和魚子醬，算是我旅途中的“精神支柱”。當然，這也轉移了我的注意力，酒精讓我暫時忘記了行李失踪的煩惱。
到了晚上十點，我又用酒吧的電話打給機場，結果怎麼樣？行李依然不見蹤影。機場和KLM的員工還是不知道行李在哪裡。我開始感覺到事情變得越來越糟，但Paul的處理方式很簡單——再來一杯酒。當我告訴他，若是我這樣穿著舊牛仔褲和臭哺冰球衣出席明天的會議，我肯定會被我的老闆Sherry罵死。Paul依然保持樂觀，他告訴我，客戶會覺得這情況很有趣，不會有問題的。於是，我繼續喝，因為那是當時唯一能讓我忘記煩惱的辦法。
隔天早晨，我醒來發現我這一週的行程幾乎每天都要在不同的城市開會。從維也納到布魯塞爾，米蘭，法蘭克福，巴黎，再到倫敦。而我還沒有合適的商務服裝！我立刻敲開了Paul的房門，大約是早上七點半，當時他還在睡覺，兩人都處於宿醉狀態，但我根本不管，決定了，我們去買衣服！Paul精通德語，對維也納瞭若指掌，我們十幾分鐘就走到了市區的購物區，這裡的風格讓我想起了紐約第五大道或多倫多的約克維爾。
我那時的身材並不適合現成的服裝，當然，1990年代中期的我也沒現在那麼講究，但我們還是努力挑選了一些衣服。我買了西裝外套、兩條褲子、兩條領帶和三件襯衫，還有一雙光亮的黑色皮鞋。總共花了差不多三千美元！那時候的三千美元可不是小數目，我臉上顯示出明顯的震驚，而Paul低聲在我耳邊說：“Rosie，這裡可不是Yorkdale購物中心，你是在歐洲最貴的購物區之一。”我聽了也只好無奈一笑，反正沒得選，這已經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了。
我們接著又去了百貨公司，買了內衣和襪子。Paul告訴店員，我需要買些內衣，並急需一些乾淨的襪子，結果店員臉色一變，我趕緊告訴Paul解釋清楚，我確實穿著內衣，只是那是兩天前穿的。買了幾條內衣和襪子，還順便買了牙刷、牙膏、除臭劑和梳子。我的西裝外套稍微長了一些，褲子也有點緊，但我完全不在意，決定回家後再去調整。
結果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行李竟然在我整個行程中跟著我，永遠晚到一天。每到一個城市，KLM就打電話告訴我，行李到了，但都是在我已經離開的城市！最終，行李終於在我回到多倫多後一週才到達。這趟旅行最後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結束了。
回到辦公室後，我穿著新買的衣服，大家都來稱讚我衣服不錯，連Sherry也說：“這衣服不錯啊，Rosenberg！”我只能心裡想，“如果你知道我為了這些衣服付出了多少代價！” 按照我哥哥Mel的建議，我寫了封信給KLM，描述了這次經歷。沒想到，KLM竟然願意賠償我的購物費用，包括內衣和襪子，還送了我幾張機場貴賓室的券作為補償。
一切都好，最終一切結束了。如果當時我知道會有這麼多曲折，我倒寧願第一晚就在俄羅斯酒吧和BMO的同事們繼續喝，因為老實說，我後來也曾在宿醉的情況下做過很多精彩的演示。不過，從那以後，我學到了不管發生什麼事，都一定要把需要的東西放在隨身行李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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