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問我，如何在過去二十個月的疫情期間保持理智，我的回答從來沒有改變過：酒，好酒，還有很多很多的酒。不過，我可不是喝到判斷力失常（雖然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我對未來通膨的預測有點偏差）。
事實上，我一開始並不是一個酒的人。我以前可是啤酒（和蘇格蘭威士忌）愛好者。但當我在1994年開始在BMO-Nesbitt工作時，我妻子Sherry Cooper（當時是我的上司兼首席經濟學家）和她的合夥人Peter在南非擁有一個酒莊。就這樣，在我們第一次部門聚會的晚宴上，我對酒產生了興趣。在那之前，我甚至分不清巴羅洛（Barolo）和博若萊（Beaujolais）之間的差別，更不用說學會如何聞、搖和小口品嚐（而不是大口啜飲）了。
真正讓我愛上酒的是當我搬到紐約市，開始在美林證券（Merrill Lynch）工作。那是2002年，正值住房和抵押貸款的瘋狂時期，華爾街的每一家公司都賺得盆滿缽滿，行銷預算也隨之大幅增加。那時，我週末回多倫多，但每週一到週四，各個銷售團隊會帶我去和客戶吃晚餐，幾乎每晚都如此。那段時間，真是個奇蹟，我居然沒有胖到300磅。而這些晚餐，當然少不了一瓶瓶美酒，每一頓晚餐上桌的酒都非凡，絕對是頂級的。儘管談話的重心圍繞著宏觀經濟和市場動向，但每一次都不忘插入對美酒的評論。這些銷售員和他們的精明客戶對酒可謂深有研究，因此，儘管我在談論GDP、ISM製造業PMI和標普500指數時是話題的主導者，但我卻保持沉默（對，我也能做到這一點），安靜地聽著，學著，當話題轉向酒的時候。
記得在我來到紐約的幾個月內，一次對衝基金銷售團隊帶我去一家位於格林威治村的意大利餐廳，他們將我們帶到了地下酒窖。那天晚上的晚餐不僅有葡萄酒，還有來自專業的侍酒師和起司專家的介紹。侍酒師負責講解每一瓶酒，從布魯內羅（Brunello）到巴羅洛（Barolo），再到來自托斯卡納的大酒。起司專家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場無與倫比的起司品鑑課程—我至今還能回想起戈爾根佐拉（gorgonzola）、帕爾馬乾酪（parmigiano）和馬斯卡彭（mascarpone）的味道。當我結束我的簡短發言，手中握著一杯布魯內羅時，我心中想，“哇，居然還有公司願意為這種事情付我薪水。”
我得感謝Paul Vancura，他是我在機構銷售部門的高級同事，也是一位好朋友，他幫助我將對酒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雖然Paul現在不再喝酒了，並且變得非常注重健康（甚至開始練習踢拳），但在我們還年輕的時候，每當一天的工作結束，我們會去位於紐約Tribeca區的那家極棒的酒吧—那時他是我的老師，而我則是他的學生。
我以前從來不喜歡品嚐黑比諾（Pinot），直到某天，Paul告訴我，我的問題在於我買的酒太多都是“廉價貨”（plonk），對於這種挑剔的酒，你必須花更多的錢才能買到好酒。就這樣，他讓我品嚐了兩款酒，花園酒莊（Flowers）和Etude。只需要這兩款酒，我就徹底愛上了黑比諾。回到Gluskin Sheff後，這兩款酒成為了我和同事間的傳奇。至今，這些酒成為了我對好酒的標準，這一切都要感謝Paul。
從2011年開始，我每年春天都會和朋友們一起去納帕（Napa）旅行。我強烈建議，任何計劃前往納帕的朋友，一定要聯繫Ona和Dan Marks，他們經營著Designated Drivers Napa。他們能夠照顧你，並帶你進入那些未來會成為「尖叫鷹」（Screaming Eagle）的精品酒莊，而價格卻只有未來名酒的一小部分。我雖然更喜歡舊世界的葡萄酒，但我真心愛上了納帕的酒，那些濃烈的酒香，無論是霍威山（Howell Mountain）的赤霞珠（Cabernet），還是俄羅斯河（Russian River）的黑比諾，我都愛不釋手。
某種程度上，葡萄酒甚至給了我勇氣，讓我最終開始了自己的事業。2017年春天，成功的企業家和慈善家Leslie Rudd，他擁有一個位於納帕谷的酒莊——Rudd Family Winery，邀請我到他在其美麗的酒莊辦公室共進午餐，還有一些酒品試飲。Dan Marks，也就是“丹師傅”（Dan the Driver），幾年前引介我們認識。Leslie除了在酒方面給我很多指導外，還成為了我職業生涯上的導師。
那天，我跟Leslie坦言自己對創業的渴望，卻又對失敗的恐懼讓我裹足不前。當他再次倒滿我的杯子，舉起酒杯，並指著牆上的一幅畫，他輕聲說道：“看看那幅畫”，指向框裡寫著這句話：
“如果你不害怕，你會做些什麼呢？”
直到今天，我仍然記得那一刻。即使在他酒莊的招牌紅酒過後，我立刻理解了他的意思：不要害怕。抓住當下，活得勇敢、活得大膽。
Leslie於2018年5月去世，但他的事業和美酒依然流傳。他的啟發至今還深深影響著我，也激勵我去面對創業的恐懼，最終在Rosenberg Research開創了自己的事業。